1968年12月22日 毛泽东发号召，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毛泽东发号召，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红卫兵运动持续两年多，终于闹得革命领袖也头疼起来。尽管他们此前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震荡和混乱却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领袖的号召力仍然无限。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

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知青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漫长的生活后，认为自己被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也有一些知青认为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了解了生活，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很多知青都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做第二故乡，对当地的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返城后仍时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一些知青诅咒、报怨、痛恨那段经历，返城后再也不愿回到农村。

总之，这场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